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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30年代《申报》改革历来备受关注，传统研究集中于“属性视角”，本文则借鉴“过程视角”阐发新论。改革的深层动因在于摆脱内外困境，其中内嵌了商业性报刊关于生存、发展与经济利益之间基于负反馈机制的结构性矛盾。除业务层面外，改革还以总管理处为主体形成了制度层面的侧重，吸纳陶行知、黄炎培、陈彬龢等人，变更了以“老申报”为中心的同人关系，结成了基于人际网络的“小圈子”团体，既强化了双方命运的深度绑定，也造成了“排他主义”“搭便车”等局限性。改革始终面临与同业、政治关系紧张的难题，最终以“史量才案”为节点，促成了改革的被迫中断及自我否定。
作者简介
王保平，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近代中日新闻交流史料整理与研究（1879—1937）（项目编号：25CXW045）”的阶段性成果。
一
前言
在当代新闻研究领域，关于报刊改革的话题已有大量讨论。它们往往沿循危机、创新、转型的逻辑，讲述“新闻组织变迁”的故事，回应报刊生存与发展的关切（周睿鸣，2022：104-111）。而在新闻史范畴，围绕报刊改革的探究，又大多聚焦版面调整、内容改进等业务层面，讲述的是特定群体变更报刊运作程式，以配合政治活动、参与社会变革的故事。与前者相较，后者缺乏介于细节考究与宏大叙事之间的中观视野，鲜见将报刊还原为职业性组织以探索自身生存与发展的专论，从而遮蔽了近代报刊改革叙事的专业性，也难以与前者生发历史性呼应。
作为新闻史的经典话题，1930年代的《申报》改革历来备受关注。在《申报》改革脉络的纵向层面，对照先行的探索，此番改革代表了对传统“在商言商”发展模式的尝试性超越，即作为一份已然崛起的商业性报刊如何破除路径依赖，以适应前所未有的社会文化环境。而在1930年代报刊格局的横向层面，《申报》改革又意味着与《大公报》《时事新报》等展开多元互动，力促实现秩序的协调，即作为领先一时的“大报”如何应对来势汹汹的报刊竞争，以维持优势地位的稳定。因此，在纵横两个层面上，这一话题颇具多向度的阐释意义。
不过，梳理既有成果，或关注《申报》时评、副刊等业务层面的革新，或肯定史量才思想、精神等个体层面的进步，或侧重上海资产阶级与国民党等政治层面的博弈。更有聚焦“史量才案”，深描史本人与蒋介石的关系变化。可以说，传统研究虽然丰沛，但大多止于改革的内容与属性，缺乏阐释改革的深层动因及演变过程，总体停留于单向度的描述层面。质言之，既有的业务讨论停留在经验总结的水准。着墨于人物勋绩赞颂与政治博弈分析则略去了太多中间环节，存在过于主观、失于扁平化的缺憾。而且，过度聚焦中心人物，忽略其他人物的影响，削弱了改革过程的复杂性。涉及“史量才案”的核心史料，也因未见原档而不乏解读偏误。由此，传统研究集中于“属性视角”（attribute perspective）的呈现，相应指明了借鉴“过程视角”（process perspective）重建叙事的价值与可能。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过程视角”，源出“过程社会学”的界定，即“一种假定社会世界中的一切事物从一个瞬间到下一个瞬间都处于不断地形成、重制和消解自身（及其他事物）的过程中的方法”（阿伯特，2016/2022：1）。有学者曾在当代新闻研究的经典解读中运用，将其归纳为与“属性视角”相对的强调过程性思维的研究路径（潘忠党，2022：8-9）。
出于上述思考，本文略人所详，详人所略，借鉴“过程视角”阐发新论，重点回答：一、《申报》改革的深层动因是什么？是史量才个人的进步设想，还是报刊摆脱困境的现实需要？二、除业务层面外，改革在制度层面有何侧重？除陶行知、黄炎培外，还有哪些人物参与其中？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三、改革与同业、政治的关系有何变化？尤其是新闻界的看法与蒋介石集团的反应。四、在纵横两个层面上，这一话题提供了怎样的启示？对于近代报刊改革叙事，又揭示了哪些历史性意义？
二
改革前夕的心态与困境
举凡近代报刊改革，大抵属于收益与风险并存的过程性探索。即便有相对完善的理想蓝图，也总处于不断修正的状态，难以取得“毕其功于一役”的成效。唯有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随时调整适配的举措，逐步助力报刊的发展，方能达成相应的目的；而稍有不慎，极易脱出预料的轨道，或失时机或违规律或损关系，导致“报毁人亡”的后果。故改革的发起，若非出于生存与发展亟需的驱动，一般不会贸然行事。
早在1928年11月，《申报》获得“计其年五十有六、计其号得二万数”的成就。史量才慨叹：“抑申报，舟也，同人，舟之执役也。风雨艰难，晨昏与共，幸无倾覆之虞，免罹灭顶之祸”“试一回顾此冷静之申报，犹得日与阅者相见而无间，若逞其意气取快一时，恐吾同人亦早在缴械改编之例矣”。对于此番剖白，传统研究视为史与《申报》既往苦心经营的吐露；而细究深意，也反映了史对《申报》未来发展持保守的态度。在他看来，《申报》于动荡时局之存续，端赖同人“同舟共济”之协力。所寄望《申报》者，在于“委曲求全”，力避与同业、政治发生紧张关系，以维持“继续不断之工作”（史量才，1928：4-5）。
史何以如此表态？事实上，每逢庆典而外显其营运历程之艰辛，自是商业性报刊内隐声誉诉求的惯常性谦辞。然而，矛盾在于如此自述与外界观感完全相反。时论传言，史“有三个月改组新闻报、六个月统一望平街之豪语”（大公报，1929）；新闻界普遍认为，“史对新闻企业存有大欲”（何思诚，1999）。
一者，史有谋求“大欲”的实力。当时史主持《申报》已在新闻界确立了稳固的领先地位。1920年代末，新闻界进入“企业化”发展的“黄金十年”。所谓“企业化”，“非特在事业的发展上为不断地竞争，而且一部分具有这样一个念头——怎样使他的事业基础建立起来？”（邵力子，1937：484）“国内各大报纷纷改进本身的组织，将私人经营改变为公司性质，资金十万乃至数百万，并自建永久性的新厦，采用轮转机印报，宏展规模。”（赖光临，1981：97）在这一潮流中，史主持《申报》迅速崛起，每年盈利数十万元，资本日益雄厚；发行量达15万上下，与《新闻报》并列全国之首，遥遥领先其他报刊。如此，一举奠定了强大的竞争优势，进而控扼了其他报刊的生存与发展。“如在津沪等地，起码非一二百万不可。不用说几千几万，就是三十万五十万的资本，也等于以卵击石。”（刘豁轩，1941）于是，新闻界逐渐体认到前所未有的营运挑战：从前“以个人资力或三五人集合、小规模地经营”都无法适应竞争；“今后作报，非有相当丰富的资本……方可有进步发达的希望，其事显然不是简单容易的”（政之，1935）。
再者，史有实现“大欲”的迹象。史兼具实业家、银行家等身份，涉足纱厂、金融等行业，获利丰硕“而先生一志持稳，更充实其所营新闻事业”（黄炎培，1990）。在《申报》外，致力收购其他报刊。1927年8月，购入《时事新报》股权。1929年1月，又购入《新闻报》股权。虽然，国民党政府一度施加干预，迫使其从“原来激流勇进的姿态，突然变得激流勇退、迅速收兵”的姿态（宋军，1996：129）。但是，新闻界就此视为“报业托拉斯”的代名词，大张挞伐。“史量才满以为偿了生平宿愿的得意之作，岂意仓促之间换来了‘报阀’‘报业大王’‘报业托拉斯’‘报界一霸’等等极不雅训的称号，成为群起而攻之的对象。”（何思诚，1999）更严重的是，“此次风潮暴露史量才的欠缺人缘”，引起蒋介石集团的警惕（高郁雅，2015：222）。蒋对此调查并指示：“据此间所得报告，系四行吴钱史等承买，并无任何反动分子参与之证据。政府对于舆论只能于发见反动之言论或记载时，予以取缔。至股分转移为商业常有之事，不必干涉。”（“国史馆”史料，002-060100-00017-015）在蒋看来，史尚不属“反动分子”，而一旦有“反动”表达则必加严惩。蒋在默许的同时，划出了“红线”。
如此，无论自我剖白还是外界观感，此时史与《申报》既未抱持进取的心态，也未呈现进步的形象。所以，当谢六逸质询：“为什么老是不进步，不想改革呢？”《申报》回复：“我们何必改革呢？因为照向来的老样子已经能够赚钱”，“我们的报馆也和钱庄差不多，最怕的就是改革。即使要改革，也无非要多赚钱罢了。现在既然每年能够赚这么多的洋钿，还用得着改革吗？如果改革了，反而亏本”，“弗是生意经呀！”（谢六逸，1931：11-12）一句话，对史与《申报》而言，将报馆当作生意，“赚钱”是主要目标。为此，他们倾向保守，不会轻启改革。
应该说，以经济利益为重，本属商业性报刊“在商言商”的应然条件。所谓“办报之第一难关，即经济自立”（汪汉溪，1924）。而且，“器械的改良、原料的供给、工薪的增加”“就非出很大的代价办不到”（戈公振，1932：152）。这意味着，商业性报刊的生存与发展均以经济利益为支撑要点。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简单。“经济逻辑并没有带来新闻组织内部和外部政治、文化环境的自主变化”（舒德森，2011/2020：88）。一是经济利益之于报刊生存的解放效能，相对有限。“经济独立只是独立报馆的第一步，中国的政治情势决定了经济独立后的新闻业也要受到强力政权的压制和制约。”（郭恩强，2013：40）尤其在上海，报刊资本愈发达，所面临的政治纠缠愈难解，以致“原本中国新闻职业化发展速度最快、程度最高的区域”往往呈现“职业化理念、组织、技术倒退的境况”（路鹏程，2021：358）。二是过度追求经济利益势必侵蚀报刊发展的社会根基。“以自己赚钱为唯一目的”者，大多以“馆中任何部分之职员，皆为店中之伙计。凡在报纸上发表一言、登载一新闻，皆须听命于店老板或掌柜之明令”。久而久之，报刊“自亦专心致志用全付精神于自己饭碗问题，还能盼其冒死为群众说公道话乎？拼命和万恶社会奋斗？将事之真相用公正之态度一一记载乎？”（郭箴一，1931：30-31）如此，“办报的人既有营业化的弱点，恶劣的环境乘之，便有种种利诱威吓的事情相逼而来”（郭步陶，1934：158）。所以，“办报而只讲营利……这报纸的生存期就发生问题了”（钱伯涵等，1936：221）。
质言之，商业性报刊的生存、发展与经济利益之间内嵌了一种基于负反馈机制（Mechanism of negative feedback）的结构性矛盾。如果，报刊将经济利益视为生存、发展的核心，完全遵循“企业化”的逻辑，并塑造谨慎的心态与保守的形象，以巩固竞争优势；那么，经济利益的渐趋庞大以及“企业化”的路径依赖，难免走向限制性困境，扰乱与同业、政治的关系，危及报刊的生存与发展。
于是，就在史与《申报》汲汲于“赚钱”之际，他们一再陷入政治受疑、声誉受损的境地。或在政治敏感时期，屡犯蒋集团的“红线”。表面上，《新闻报》股权风波后，史对蒋表示恭顺。而暗地里，史却卷入中原大战与冯玉祥不乏联络。他既为冯谋划，言及“彼之左右均被收买，言动极不自由，惟常在申报设法宣传总座”；“西北无机警敏捷之驻沪代表联络各方，又无专报解释误会，宣（传）势成孤立，恳早注意。”（“国史馆”史料，116-010102-0002-065）更暗通战报，如“申报馆主事人云前方电，归德附近昨夜一时蒋军死伤三万余人”（“国史馆”史料，116-010102-0002-066）。史何故与冯交往，尚乏更多证据。然冯作为地方军阀，与其秘密往来，既有违“政争中采取超然态度”之标榜，更触及蒋集团之禁忌。当时“各报所载什九皆中央消息，关于冯方者竟只字不提”，而“他报皆不载”，“仅申报载之”，引起外界揣测“其与冯方有若何关系”（玲玲，1929）。再加上，《申报》关于蒋方之报道，多出纰漏。由此，国民党政府怀疑“申报编辑之用意安在”（一乐，1930），猜忌其背蒋助冯，遂强化了新闻检查。从1929年8月至1930年7月，《申报》被扣被删达十二次之多（秦绍德，2014：238）。而这就影响了史与蒋、《申报》与国民党政府初建的政治信任，为后续矛盾埋下了伏笔。
或在社会情绪高涨当口，频遭劳工、青年与知识界的声讨。1929年5月，适逢“五卅纪念日”，《申报》因未表示纪念，“有许多工人将申报馆沿马路的七块大玻璃，完全打破。”“工人的口号是报馆‘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垂泪，1929）。9月又值“国际青年纪念日”，《申报》因参与反苏宣传，复遭青年捣毁临街玻璃窗两块，再显“实在恶势力之夹攻中”的窘状（六郎，1929）。1930年4月，工潮中“北京路惨案”爆发，《申报》在报道中隐匿了肇事地点。时论批评：“非凉血动物之眼光，曷至于此。”（忿忿，1930）8月，“萧信庵案”突发，知识界群情激奋。《申报》刊登辱华外商之广告。邹韬奋质问：“过去未远的《申报》二万号纪念特刊上明明写着‘《申报》是中国民众的喉舌！’明明写着‘舆论代表！’请问这种死要钱、不要脸的勾当是否顾到‘中国民众’？是否顾到‘舆论’？”（邹韬奋，1985：224）如此，面临劳工、青年、知识界的连番不满，史与《申报》的声誉问题逐渐指向了民心远近、进步向背的合法性危机。
三
制度层面的侧重及其局限性
外部困境是内部危机的显性症候。“老申报”张蕴和指明了问题所在。“世界无论若何阻力，惟精神足以破之。若精神上先受种种无形之拘束，不能扫除一切因陋就简、苟图偷安但图目前无事之心理，则真大阻力也。申报至今所以不能长足进展者，一方面固为潮流所阻，一方面恐于人力亦有未尽。苟我同人能尽全力，则此横梗目前之潮流，实亦不难打破。”（张默，1932）在他看来，困境的根源，实系于“同人未尽全力”。
同人何以未尽全力？当时《申报》内部危机也已爆发。一边是劳资矛盾激化。1930年1月，受工潮启发，中下层组织“一申报同人会，向馆方提出要求”。内容除改善待遇外，附加“同人进退调动须先征同人会同意”的条件（秋意，1930）。这意味着，劳方诉求不仅在于经济利益的分配，更发起人事管理的挑战。而这就引起资方严重不满，史“尝以申报同人会之存在，于种种进行，不无有所掣肘，故屡欲谋解散之道”（金刚，1935）。或加以安抚，允诺加薪；或“大加整顿”“毫不客气”（玉带，1931）。于是，双方围绕解职、怠工等纠纷频仍，严重阻滞了《申报》的营运日常。
另一边是领导团队瓦解。高层原有“五虎将”之说，即“短小精悍的是史量才先生，沉着恬淡的是陈景韩先生，老成持重的是张蕴和先生，精明干练的是张竹平先生，玲珑活泼的是汪英宾先生”（周瘦鹃，2010：175）。早先，他们“既无所谓新旧，复无所谓党派，更无因意见不同而发生互相攻击之嫌隙”（张默，1932）。而随着时移势易，裂痕丛生。先是史与张竹平不睦。“一方，《申报》年获巨利，张居功渐形于色，对史的每届年终仅以一纸小额支票充酬，嫌其悭吝，感到不满，有牢骚；另一方，史最忌别人假借《申报》名义在外招摇，甚至暗中收受军阀官僚馈赠津贴等情弊，对张的交游日广，有喧宾夺主的行径，也有疑窦”（何思诚，1999）。不久，张另主《时事新报》，转与《申报》竞争。与此同时，史与陈景韩亦不相容。陈与蒋介石私交甚密，“蒋月以千金为筹，聘为顾问，遇事咨询”（画匠，1929）。“陈渐对蒋的政治主张表示同情，对蒋控制新闻、检查新闻等等政策，不加反对”，史与陈“意见龃龉，时有争论”（马荫良，1986）。再加上，陈主持时评一如“太上感应篇”，久为读者所厌。时论直言：“何必觍䩄着每天做一篇模棱二可的念经论文，索性搁笔不做，以全惜时盛名”（陈公毅，1930）。继而陈亦转行，告别了职业生涯。“五虎将”云散星落，史对同人“同舟共济”的寄望濒于破灭。
于是，只求“赚钱”的《申报》走到了内外交困的关口。是因循守旧而坐待沦落，还是谋划改革以重振旧业，成为史面临的重大抉择。时值知识界因不满新闻界萎靡落伍而呼吁“报纸改革”。或力倡“报纸革命运动”：“把旧而不良的制度加以改造，另创一种新生命！”“不可不有热烈奋斗的精神与牺牲一切的决心”（周孝庵，1929）。或申明改革的具体举措：“须有公平而爽快之论说与批评”“须有确实而简明之纪载”“副张材料须求有实用而含隽永之意味”（郭箴一，1931：85-97）。这些呼声在观念层面召唤着《申报》的转型。而同时期《大公报》《时事新报》蒸蒸日上，它们的发展相应在实践层面催促着《申报》的进取。依前者的经验：“报纸与其他商业不同者，则于营业以外，对国事有主张、感责任，是以吾人经营报纸之方法为商业的；而经营之目的，则自望其言论与记载对于国家社会有所贡献，而不仅求事业发达以获利也。”（大公报，1930）照后者的势头：“如混合编辑、改良标题，又如直接采访、直接贩卖，数管齐下，收效殊宏”；以致“最近四五年我国报纸有显著之进步，或以归功于时事新报之革新创制”（潘公弼，1930：1）。由此，史决定启动改革。
作出决定，意味着迈出过程性探索的第一步，这是消解既往身份的现实起点。继而要有方案，这意味着需要形成破除路径依赖的理想蓝图。其意义在于“将当前的偶然性结合成新的关系和结构，并成为下一时刻的约束和潜力以及下一时刻的过去”，开启了过程性探索的重塑主体阶段（阿伯特，2016/2022：3-4）。
关于改革方案的形成，历来有“黄炎培说”“陶行知说”。传统研究往往将黄、陶的引导视为时评、副刊等业务层面改革的由来。而出于不同的职业经历与定位，史并非完全被动接受，他有自己的谋划。而这也属于管理专业主义的必然要求（路鹏程，2021：66-67）。
一是，不同于黄、陶专注于业务层面，史认为“制度上之改革诚最重要”。“若营业、若编辑、若排印、若其他一切部分，苟皆能和衷共济，一致奋兴，则未有不立收效果者。然欲使各部分一致奋兴，则第一条件须有科学方法，使全馆之人皆知工作之标准而不敢有所迁避，又使全馆之工作皆容纳于一贯之政策下，各部分皆能脉络贯通而无隔阂偏废之虞。此法既立，事事以开诚布公之态度，切实执行，则全馆之人孰不安心工作，终身为报馆服务乎？”（张默，1932）对史而言，首要之务在于制度层面的改革，方能应对眼前棘手的内部危机。这是改革方案得以贯彻的组织基础。
二是，通过设置总管理处，形成制度层面的侧重。“一家报馆，为要增加它服务社会的力量，并且为要巩固自身经济的基础起见，一定要讲求完善的组织。”唯有通过完善的组织，方能明确“全报馆各部分的如何分配，各部分各主干人员所担任的任务，以及他们管领之下的职员的工作分配”（钱伯涵，1936：17，39）。于是，1931年1月，史在编辑部、营业部、印刷部之上新设总管理处。“不仅图指挥调拨之灵便，尤须注意于构成全馆各部分之情况。”就是说，以总管理处作为“总揽全馆事权的最高机构”，成为制度改革的“一大新政”（张默，1932）。
所谓总管理处，非属《申报》首创，1927年《新闻报》已有设计。当时，商业性报刊在编辑部、营业部、印刷部的基本架构外，大多另设“总理”“总务部”等机构，负责会计、庶务等事项。它们之间是平行关系，互不隶属。但随着分工日细，矛盾愈显。 “编辑部要抽去广告，多刊新闻；经理部要多刊广告，抽去新闻。至于印刷部不听编辑部指挥，皆属常有的事。”（艾秋飚，1944：132-133）因此，新闻界逐渐认识到：各部应成“有机体之组织”“须在‘总其成者’的主干指导之下，有密切之联络才有显著之进步。”（潘公弼，1931：52）相应地，《新闻报》先行改制：各部关系改横式为直式，设“总理处”以领导全局。这样，既有效舒缓了各部的矛盾，也使“总理从各个部门的繁琐事务中解脱出来，便于对编辑、印刷、营业的重大问题进行具体的指导和严密的督察”。由此，戈公振视为规范并加以推介（张立勤，2014：102）。而后，《时事新报》《世界日报》等纷纷跟进。可以说，《申报》此举顺应了新闻界制度改革的潮流。
关于总管理处的组成，史自任“总理”，并指定相关人选：或提拔“旧人”如张蕴和、马荫良，或延揽“新人”如陶行知、黄炎培、戈公振、陈彬龢。若辈“均属知名之士，大有中央集权景象”（一民，1931）。在他们当中，除学界熟知的人物外，陈彬龢的角色与影响颇为特殊。
与其他人皆与史有直接关系不同，陈之所以进入总管理处，得益于黄炎培的引荐，与史发生的是间接关系。1929年前后，由于对日本及东北问题的勘察研究，陈在知识界声名鹊起，并经黄介绍而与史结缘。“也许他以为我是留心时务的人，因而再三坚约，加入《申报》。”虽然间接关系往往影响彼此信任的建立，但陈凭借其惯于迎合的性情与不俗的工作能力，迅速获得赏识，不久就取代张蕴和而主持时评，升任“总主笔”的高位（蔡登山，2015：178-181）。自1931年6月至1932年4月，他“日课一评，凡关政治、教育、社会上一切重要问题，无不穷究其本原，阐发其义理，所言皆为人之所欲言而又不能言者”；并汇编《申报评论选》一书，囊括《国人乎速猛醒奋起》等名篇，引起广泛反响（张蕴和，1932：1）。一方面，借重陈本人及其背后的写作班子，《申报》时评一改“太上感应篇”的风格，颇受读者欢迎。“由日销八九万份增至十五六万份，可见人心所趋向”（何济翔，2015：152）。另一方面，由于史与《申报》的支持，陈身价倍增，俨然跻身进步名流，参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活动。以致邹韬奋赞赏有加，力邀合作：“陈先生现任申报时评主撰，他的文字思想，看过的人很多，用不着我来多说。他尚在壮年而已秃顶，有人说这是深思的象征，怪不得他那支秃笔那样厉害！”（申报史编写组，1983）由此，在相互借势中，突显了潜隐的局限性。
相较于此前的“五虎将”，总管理处不再是以“老申报”为中心的同人关系，而是结成了偏重史个体人际网络的“小圈子”团体。以黄、陶、陈、马为中心，虽组就了新的“管理层”，但他们或为史之直系亲友或亲友之延伸，仍属旧关系的范畴。于是，“无论所立条规如何严密，管理方式如何苛细，而人与人间情感上之微妙联系，决不能置诸不顾”，乃成“人事管理之精要”（赵君豪，1940：170）。如此，既将改革圈定在初级社会纽带的范围之内，促成双方命运的深度绑定；也带来了“排他主义”与“搭便车”等问题，削弱了改革的开放度与稳定性。
或如总管理处召开会议，仅止于黄、陶、陈等亲信，戈亦被排斥在外。“表面上尽管有人恭维他，天天请他吃饭，实际上东也遭人吃醋，西也受人暗中反对”（顾执中，1935）；“他只能办理秘书性质的事务，无权过问报馆大计。中间主持申报画刊，小小显示本领，但终究郁郁不得志。”（政，1935）而且，“排他主义”相对僵化，既与“老申报”龃龉频繁（蔡登山，2015：183），又对中下层呼声缺乏回应，以致矛盾连连（老拙，1931）。
或如少数亲信乘间私心自用，谋求个体利益。陈依仗“史之智囊团少壮健将”身份，“再披上了久历江湖社会活动家的漂亮外衣，有识之士竟会乐于与他周旋。但在不知不觉间却为他所利用。”（申报史编写组，1983）更有时人暗指黄、陶也“不想放弃这一宣传工具”，视《申报》为“禁脔”（曹聚仁，2016：157）。“如说他利用这块招牌，使其因‘学阀’而被国民党通缉以前的社会地位，易于恢复，尚不失为情理上的推测。”（蔡登山，2015：184）
这些局限性附随制度层面的侧重而滋生，造就了过程性探索的约束条件，增添了改革本身的难度与风险。
四
与同业、政治的关系变化
1931年9月，《申报》发表《本报六十周年纪念年宣言》，宣布“以积极之行动，努力于本报之改进，努力于应负之责任。不徘徊、不推诿、不畏缩，尽我绵薄，期有以自校，是为本报同人深自体念后最大之决心”（申报，1931）。论调积极昂扬，一扫此前保守的形象。所谓“三不”方针，与《大公报》“四不”原则遥相呼应。这标志着改革由制度层面转向业务层面，进入过程性探索的主体调适阶段。
关于业务改革的内容，传统研究着墨甚浓，此不赘述。而业务改革的“公开化”，直接牵连着与同业、政治的关系变化。即新闻界的看法与蒋集团的反应，其投射的是改革的秩序协调问题，影响着后续的纠葛与震荡。
与改革大受读者欢迎相反，新闻界的看法趋向负面。早在总管理处设置之初，围绕史本人就微词迭出。或揶揄史藉以收拢电报、汽车等使用权限，“可谓训政伊始”（绛雪，1931）；或鄙夷史“欲效法秦始皇之传代起见”，排除异己（老拙，1931）；或直指史为人刻薄，“对于职员之待遇，较缺诚意”（抱瓮，1931）。继而，业务改革启动之际，时论又觉讶异：“不知道这是思想往新的里面跑呢，还是为四面新的环境逼的如此呢？”（杨墨，1931）视时评进步为“放胆高谈”，笑副刊调整为“老屁股翻新”，连社会服务都有“作呕”“无聊”的差评（王家骥，1931）。这些同业观感延续了此前人缘不佳的窘状，为关系变化预设了消极的形势。
九一八事变期间，《申报》积极关注日本侵略事态。而有报人揭露《申报》有报道“不惜为倭人阴谋辩护”，暗藏“卖国行为”（龚德柏，1931：37-38）。更有报人追踪其“又为日本辩护”“若不知其有作用，竟为登载，则为知识破产，实在无存在之价值；若知其有作用，竟为登载，则居心尤不堪问。”（森，1931）对此，《文艺新闻》接连嘲讽：《申报》所谓“忍耐、镇静”，不过是“传统的阿Q的精神哲学”（文艺新闻，1931a）“在抗日怒潮中，申报误载日本消息。这是申报六十周年纪念中之大纪念。”（文艺新闻，1931b）
一二八事变前后，《申报》以“彬”字署名发表诸多抗日救国时评，新闻界的抨击转而集中于陈彬龢个人。先有小报跟风纠错。“彬君下笔时候，不屑参考书籍”，以致错漏百出（静观，1932）。继而各报群起挑战，或戏谑其“大义灭亲”，或讥讽其“自打耳光”，或指斥其“忘恩负义”。甚至威胁：“以彬君一人之故，有若干有力刊物，将联合为一条战线，准备对申报下总攻击”“设申报果能因此软化，自无问题，否则爆发在即，将启舆论界一场热烈之大笔战矣。”（辰龙，1932）不久，陈与《申报》卷入论战漩涡。右派报刊轮番驳斥：陈“以一大报的记者而出此诋词，似乎是不应该，抑且有失名记者的体统”（袁道丰，1932）“其所自豪自夸出色之时评，表示之态度，以攻击国民党为唯一目标，以做其有背景政治之工作为宗旨，现在之所标榜之抗日救国者，不过外面之美名耳。”（满击云，1932）而左派报刊则连篇批评：“申报好像更‘左’了，骗取大众，说统治者已不足信任，其实却又提出彻底的防止奴隶造反的‘办法’，暗送秋波，叫统治者接收”（天猿，1932）“揭开申报第三时期‘美丽的字句’的掩盖，一根一根暴露出申报本来的帝国主义国民党走狗的枯骨。”（丁楚九，1932）以致中共中央主持的《红旗周报》也认定，“申报左倾”是“企图新翻花样地挽救反革命的统治”（范亢，1932）。
一时间，《申报》左支右绌，似成众矢之的。为此，《申报》一边声明“必以事实为根据，必以‘大多数人民之利益’为立场”（彬，1932a）；一边回应“曰左曰右乃完全成为中伤与攻击之专门名词”“吾人不得不以一语明辨”（彬，1932b）。而且，陈也公开示弱：“彬龢生性率直，不知择言，多所开罪，负疚良多。”（申报，1932）此后，新闻界的诘难稍缓，告一段落。
可以说，与同业的关系如此紧张，其中既不乏国民党政府的暗中策动（马荫良，1984：162），也显示了改革对同业间竞争矛盾的激化效应。这意味着《申报》所能吸纳的支持与呼应，极其有限。相应地，也就影响到其如何面对蒋集团的反应。
传统研究认为，史与《申报》同蒋集团的直接冲突始于1932年“剿匪时评”风波。实际上，蒋集团积怨已久。改革启动前，蒋集团视“申报倚老卖老，其态度向为党部所不满”（采薇，1927）。改革启动后，《申报》因人事、采访、抢新闻等事项，又与蒋集团摩擦频频。1931年初，总管理处吸纳黄炎培，蒋集团判断：“以素以自外党国、不谙党义之学阀余孽黄炎培为设计股长，则将来该馆一切设施，自必一反其常。”（道听，1931）同年春，为与《时事新报》竞争，《申报》强化南京新闻网建设。其间，因独家发表“法权交涉一文”，“蒋主席为之大愤”，“且有查办之说”（非非，1931）。不久，又为抢新闻而披露宁粤谈判内幕，发表“蒋总司令谈话”一则，“内容表示蒋曾向人表示，将放手政治党务，专心军旅，以为捍卫国家云云”。蒋大怒，责令公开道歉（吹箫旧客，1931）。
在《申报》看来，政局动荡“乃益感新闻记者责任之重大，乃益自努力，冀无负自身之职责”（陈彬龢，1932）。而在蒋看来，“各报舆论皆为反动派所蒙蔽，是非不明，人心不定，此国家之所以乱也”（蒋介石，1931）。如此，想法南辕北辙，矛盾渐趋尖锐。至“剿匪时评”风波发生，蒋终断定：“反动派之捣乱，犹方兴未艾也，不加严厉处置，何以征服反动？乃下定先在三省禁寄《申报》。王炎培、陈炳和之反革命，应彻底惩治也。”（蒋介石，1932）至此，由“无反动分子参与”到“为反动派所蒙蔽”再到“反动派之捣乱”，蒋对《申报》的恶感明显集中化、极端化。就是说，改革不仅未能舒缓原本紧张的关系，反而被蒋集团视为政治活动的“挑衅”与阻碍。相应地，蒋集团的反应逐渐敏感化、粗暴化。
1932年8月，蒋集团压迫陶、黄、陈离职，对《申报》改革加以人事干预。1933年3月，蒋集团建立《申报》动态监测机制。通过党政人员逐日摘录《申报》报道，以简报形式直接向蒋汇报，再由蒋指示党政人员施行具体管制，对《申报》改革加以业务干预（韩戍，2019）。1934年1月，又对副刊《自由谈》的“左”倾，屡发“警告”（世界日报，1934）；6月，更对出版《读书问答》一书，厉行查禁（飞凤，1934）。如此层层设限，接连压缩《申报》改革的空间。
而史与《申报》亦有所因应。一是对陶、黄、陈明辞暗留，将其转入《申报》附设的业余补习学校、流通图书馆等社会服务事业（蔡登山，2015：187）。二是有意通过与蒋有私交者如黄郛、杜月笙等，牵线搭桥，主动示好。三是不时发声，吸引社会关注，争取同道支持。如1934年2月，史在专访中表示：“现在的报纸很不容易做，新闻以及言论方面须常常顾到现实，不易使人有兴趣，于是我们不能不向多方面注意，结果怕还不易讨好的。”（林长茂，1934）可以说，一个“怕”字，足见其忧虑的心态；一个“讨”字，尽显其处境的弱势。论调转向谨慎，他似乎预感到危险的迫近。
终于，1934年8月蒋集团特务戴笠上报密电。内称：上海自杨案发生后，各反动派之重要分子大都避往香港、天津、青岛、厦门等处。生（即戴自称）除密令港津两行动组加紧工作外，上海行动几失目标。查申报馆经理史量材（即史量才）挟其资材与政治野心，平日豢养陈彬龢、接济邹韬奋等国家主义派，专事反动宣传，鼓惑青年。最近用申报馆名义，创办许多职业学校、外国文补习班等。在暑假期间，又令陈彬龢在各大学暑期补习班，大事演讲，时有反中央之言论。最近，史复聘请左翼作家郁达夫为申报副刊主编，此后必更不利于中央。故对史量材拟严密加以制裁，以遏乱萌，如何乞示（“国史馆”史料，148-010200-0007）。
这是目前能见到的蒋集团关涉“史量才案”最直接的证据（见图1）。曾有研究加以引用，惜乎未见原档，把时间错解为1933年，更未留意蒋所留特殊标记，遂出现解读偏误的情况。
从中提取信息：一、虽未见蒋之文字批示，但他在开头画了三个红圈；并对“史量材”画了两条红线，对“陈彬龢”“邹韬奋”各画一条红线。联系前后页的笔迹，可知蒋对此电及三人的特别重视。二、蒋、戴已将史视为“反动派重要分子”，并附“严密加以制裁”的建议，暗杀之意昭然。三、所谓“杨案”“港津两行动组”“目标”，显示戴在指挥通盘的暗杀计划，暗杀史是其中的一部分。四、戴认定暗杀史之论据，系于“反动宣传”与“蛊惑青年”两点。前者意指其“政治野心”，后者暗示其培植势力，颇有怂恿蒋下决心之意。五、戴之情报不乏错漏，包括史的名字、陈与邹的派别、《申报》副刊主编情况等，或说明戴对史与《申报》仍具有一定的陌生感。归纳来看，关于“史量才案”，蒋、戴同属直接责任方；蒋重点考虑，戴有意怂恿。而一旦蒋有下令，戴短期内不会动手，还需进一步摸清史与《申报》的情况。
9月，新闻界纷传《申报》“为党国当局所不满”，将予“严重警告”（报探，1934）。史“亟谋补救”而“陷入进退维谷之地”（社会日报，1934）。10月，“挽人向党政当局疏通”却“复陷于左右为难之境”（东人，1934）。11月，“史量才案”突发，《申报》改革被迫中断。
案后，《申报》产业转为股份制，排斥陶、黄、陈等旧关系，吸纳蒋集团成员进入董事会。而总管理处名存实亡，由马荫良、张蕴和勉力维持，重回各部分权的局面。在内，“因之工作效能，较史氏在世时，未免稍有逊色”，以致“一切工作同人，咸兴群龙无首之叹”，而“报纸销路及广告营业，亦一落千丈”（时代日报，1935）。在外，“不但态度缓和持重，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所表示的观点已没有过去那样明确，有时又变得模棱两可”“像前几年那样明确反对国民党‘剿匪’，反对不抵抗主义的言论，已不再有了”（宋军，1996：184）。总之，《申报》改革无形搁置。
更后，知识界又有呼吁《申报》继续改革重新振作的声音。“申报是使我们失望的，因为我们对它的期望愈大，所以对它的督责要愈严。也是因为他报所办不到的，以它雄厚的资本可以办到……希望申报努力。”（语堂，1935）而马荫良也有了新的解释：“报纸之努力，重永久，不重一时。报纸之工作，重平常，不重立异。报纸之进步，重渐进，不重猛进。”（马荫良，1936：117）论调重回1928年的说法，宣告了《申报》改革的自我否定，也就意味着过程性探索的完全终结。
五
结语
1936年4月，《大公报》南迁上海，逐渐成为“报界舆论中心”。而《申报》“相形见绌”，迅速失去了“首座”的地位（徐基中，吴廷俊，2017）。徐铸成（2010：13）认为：史与《申报》“和《大公报》的张季鸾、胡政之走的是交叉路”。而所谓交叉，不仅在于与蒋集团亲疏远近的政治选择方面，更包括报刊生存与发展道路的职业探索方面。如果说，后者得益于资本、人才以及内外关系的优化配置而“扶摇直上”（吴廷俊，2023：713）；那么，前者经由“史量才案”而造成改革的被迫中断及自我否定，则导致其无可挽回地“走下坡路”。对于《申报》而言，这意味着1920年代优势的逐渐丧失，预示了1940年代颓势的积重难返。
新论不是对传统研究的否定，而是有所拓展与补充。在动因方面，传统研究集中于史量才等人的进步追求；而新论认为同样出于摆脱内外困境的现实需要。其中内嵌了1930年代商业性报刊关于生存、发展与经济利益之间基于负反馈机制而生成的结构性矛盾。在制度方面，传统研究专注于时评、副刊等业务改革；而新论突显在业务层面外，以总管理处为主体也形成了制度改革的侧重。这一举措变更了过去以“老申报”为中心的同人关系，结成了基于史量才人际网络的“小圈子”团体。既强化了双方命运的深度绑定，也带来了“排他主义”与“搭便车”等局限性。在关系方面，传统研究单方面强调国民党的反动压制，而新论揭示改革始终面临与同业、政治的关系紧张问题。新闻界看法的负面与蒋集团反应的激化，投射了秩序协调的困境。最终以“史量才案”为节点，促成了改革的被迫中断及自我否定。
在纵横两个层面上，新论启示了商业性报刊改革的时空有限性。其一，清末民初以来，《申报》历次改革大体呈现“循序渐进”的特征。循序的时段通过渐进的改革，以促动发展模式的“新陈代谢”。如果说，此前致力于现代化形态的逐渐成熟；那么，此番代表了其对现代化困境的突破尝试。而现代化本身的加速，带来了改革节奏愈快而改革时效愈短的焦虑，往往造成改革旋兴旋落的效果。这既是《申报》改革日渐乏力的象征，也意味着商业性报刊发展模式的必然衰落。其二，1930年代的报刊格局明显处于位置相对固化而竞争相对多元的态势。如何在过渡性的机会中胜出，实现秩序的协调，成为每一份报刊面临的生存与发展难题。其中，过渡性的矛盾在于征引资源愈有限而牵涉因素愈复杂，往往导致竞争的“内卷化”。相应地，《申报》通过改革以维持既有优势的成本愈高、风险愈大。这不仅是《申报》自身的困境，也指涉了1930年代报刊格局的群体性挑战。
关于近代报刊改革叙事，传统研究往往充斥“辉格主义”色彩。即以进步动因为起点，强调少数个体的自由意志与政治追求的价值，将结论归于某个理想目标达成与否的评判。而新论揭示了“改革”作为报刊追求生存与发展的职业性操作，并不天然带有意识形态的预设。它需要在不断解决内外困境的前提下，克制难免附随滋生的亲缘、人事等局限，均衡与同业、政治等因素的关系与秩序协调等问题，进而展开价值最大化、发展最优化的实践。而这也提醒我们，近代报刊改革叙事的意义，或在于报刊演进过程以及连锁反应的机制性解释，而非一时成败的脸谱化概括。或许跳出结果性导向而转入过程性思维，才更有可能与当代话题交相辉映。
本文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6年第5期。
本期执编 / 杨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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